北京国子监博物馆藏有一块《元太中大夫京畿都漕运使王公去思碑》。该碑是1952年北京老城改造施工时,于安定门东侧城墙附近发现的。碑中的王公就是元代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碑文记录了他实施新政、管理漕仓的传奇故事。
息纷争亲校粮斛
王德常,山东乐陵人,自幼父亲去世,性格刚强。年轻时在京师国子监就读,学业优异,脱颖而出。他初任利用监知事,再任归信县县尹,此后仕途通达,在御史台、国子监、高邮州府、礼部等多部门任职,官至户部侍郎。为整治京畿都漕运使司这个老大难,本来要被派到山南江北道(今湖北一带)担任肃政廉访司副使的王德常,被中书省特奏留在户部任京畿都漕运使。
《元太中大夫京畿都漕运使王公去思碑》拓片
(首都图书馆 供图)
京畿都漕运使司管理在京诸仓漕粮的运输、出纳,下辖京师22仓和通惠河沿岸的运粮千户所等。漕仓所管漕粮,在天下赋税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京畿都漕运使司地位显赫。
上任伊始,王德常就碰到了棘手难题。漕运使司新旧吏员交割漕仓存粮时,就评估存粮的方式不同争论不休,甚至闹到户部,竟数月而交接不完。按照规定,交割时应先从某个粮包里捞出一满斛粮食取样,判断这包粮食是否受潮变沉,然后从取样的重量估算整包粮食的重量,再跟文案所记漕粮质量、数量比对,完全相符了方能交割。交割时如果发现粮米红腐或短少,库吏要自掏腰包赔偿。
王德常观察新旧吏员交接时取样米的方式,竟截然相反。旧吏只想就着粮斛边沿,多刮掉一些,取的样米就轻一些,可以遮掩粮米亏折;新吏只想把高出粮斛口的粮食略刮掉一点即可,取的样米可重一些,意图为日后内部侵吞留出余裕。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在评估交割时维护自己的利益。
为了平息交接争议,缩短交接时间,王德常亲临现场,让属官在办事厅堂上集合,让交接吏员站在厅堂下面,当着全司官吏的面,要求监督取样米的人秉公行事。每检查一包漕粮,让大家看明白,取样的粮斛是否刮平。得到双方认可后,他才让人过秤验粮。用这种公开监督的方法,仓库新旧吏员的交割时间大为缩短,漕运使司吏员们,特别是各仓库吏,就此领教了新来的王大人的厉害。
从此,库吏们利用交接之机,牟取私利、中饱私囊的现象大大减少。
堵漏洞根绝“飞粮”
王德常镇住了漕仓库吏之后,发现京中漕仓发放粮饷仍有亏空的问题。每年冬初,漕仓支付禁卫军的月粮时,显贵官员的仆从们就来领取超过应发额度的粮饷,而且他们还一个个都拿得出支取凭证。漕仓吏员对此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默默办理手续。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漕粮从运输到收藏的各个环节中,都存在大量的耗损,朝廷允许在正额之外加收。积少成多,滋生出“飞粮”现象。“飞粮”指的是税粮实物不到官仓,只是虚开收支手续的违法行为。
漕运使司的属吏们盯上了这个漏洞,一方面勾结豪富之家,为他们冒领漕粮发放凭证;另一方面根据下属各漕仓贿赂的多少,来决定哪个仓库多支或者少取粮食。各漕仓此时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要么老老实实按凭据支出,导致粮库亏空,自己如果无法自掏腰包赔偿,就会身陷法网;要么硬扛豪富之家的骚扰,但职微力薄的自己要面对将来未知的胁迫。为求平安过关,各漕仓不得不重金贿赂漕运使司属吏,让司里高抬贵手。
通过深入调查,王德常明白了“飞粮”和冒领的伎俩后,便将各仓存粮底数整理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上,默默记下了各个粮仓应拨的数额。每当属吏们将要变动应支应取的粮饷数额和地点之时,王德常就阻止说:“这批粮应由这个仓库拨出,怎么能让领取人到别的地方去取呢?”如果支取粮饷的数目高达三五万石之巨,他就检查属吏手头的公文,对照自己整理的底案,比较数量多少。如果出入太大,就公开质疑,属吏们陷入支取收纳数额与上司手头存案互相矛盾的窘境。他们碰了钉子,不得不有所收敛,也不敢下压漕仓,上欺长官,外卖好处来谋求私利了。以后漕运使司官吏任满换届时,上下级也可以干净交接了。
严要求勉励下属
王德常平时随和沉静,对待下属则很讲原则,尤其能以自己的诚恳来打动人心。下属报告公务时,如果说的话不违背法规,那么他会和颜悦色;如果话里有牟取私利的嫌疑,他就拿出律条来正言厉色地批驳他们。每逢休沐日,他就借公务集会,召集下属同知、副使、判官来到公署,开设宴席,犒劳下属。大家依次敬酒时,王德常就会劝勉他们通力合作,谨防违规之事,态度极为恳切。同僚们公宴回来,就互相告诫说:“朝廷只是让王大人掌管漕储总务,他竟然连粮斛所取样米的高下区别之类的小节都能追究到底。我们这些人就是负责监督的官员,朝廷漕务责任重大,利害切身相关,我们难道可以轻忽松懈吗?”于是他们工作也更加谨慎了。
按照司里的制度,漕库吏员们要提交工作日报。王德常读了以后,专门训诫他们:“你们上蒙皇帝恩典,一年就能升任一级,而州县吏员辛辛苦苦干三年,要经历好几任长官,才能升一级。你们和他们比起来,待遇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你们竟然不想着报效国家,还逐渐染上玩忽职守的毛病,难道就不怕自己最终落入法网吗?至于遭遇到丢官抄家甚至送命的后果,这不是咎由自取,又是谁的过错呢?”
受此训诫,属吏们都心有所感,幡然醒悟,有的甚至痛哭流涕,互相勉励要遵纪守法,恪尽职守。
按照惯例,以前司里主办文书的佐吏,无法获得正式官员身份。他们只能钻营私利,苟且养家。针对这种情况,王德常努力向吏部争取,朝廷六部的办事典吏如有空缺,就允许从京畿都漕运使司各级攒典里选拔。从此,佐吏们升任有望,纷纷勤勉工作,为非作歹、触犯法令的事大为减少。
元至正十一年(1351)后,农民起义席卷东南。就在这风雨飘摇的末世,王德常临危受命。他在京畿都漕运使任上的种种业绩,实际上也只是元顺帝“至正新政”的余波罢了。
文章引自:《北京大运河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