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运河文化传播所面临的陷阱
1、大运河流域城市文化同质现象的存在与文化个性的模糊缺失。
大运河文化对流域内城市文化的丰富具有重大作用，但也同时弱化了这些城市文化的个性，城市文化普遍同质化。以扬州文化而言，在文博、考古界所认定的狭义大运河文化视野内，其内涵与个性都较易归纳与把握。但放之大运河文化的广义区域，其个性则难以完整判断。如崇文与崇武，看似对立的矛盾，其实不仅在扬州文化中存在，还普遍地存在于运河沿线其他城市文化中，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而已。经过大运河文化洗礼的扬州文化，本身就是复杂的综合体。从历史找寻根源，相当多的运河沿线城市文化血缘相通，体系相近，各自既可各自独立，也在诸多层面相互交融，难分你我。这不是文化之罪，而是文化的魅力之一，但也是大运河文化当代传播的危机之一。
[1] 葛剑雄：《大运河历史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刍议》，《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28页。
2、大运河文化沙文意识下的排他倾向性陷阱。
大运河文化不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它有比其他地域文化更加复杂的人文因素。大运河文化带战略正经历着“学术界探讨——政府倡导——民间普遍接受”这三部曲的过程。由于文化的特殊地域属性，由学术讲坛走进政府决策乃至走进百姓生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社会经济的提升与变更会引发文化的变化，引发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在社会经济发达程度越高的地区，大运河文化被接受的程度也相对越高，这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对大运河文化的片面宣传会带来一定的排他性意识。在学术探讨时，这种排他性并不明显，且被混淆于个性与共性的比较中。而一旦大运河文化战略被直接应用于政府决策，应用于城市发展理念，如何控制排他性的危害将成为决策者们必修的功课。大运河文化是具有高度开放性与兼容性的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浸染下的扬州等城市自古以来是中国乃至海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后人应多学习大运河文化的开放兼容风气，警惕狭隘的大运河文化沙文意识。当今，大运河文化已经从学术圣殿走进社会各层次，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也对大运河文化的宣传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严肃指出地是，大运河文化的滥用与过度拔高在相当程度上，对大运河沿线城市民众心理有负面引导。不能以现阶段区域发展的现实，比拟大运河文化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如以盛唐时扬州与无锡相比，或近代无锡与扬州相比，来印证两者区域文化的高下，岂不荒唐？区域发展有诸多因素，文化只是其中之一，文化沙文论的背后还隐藏着血缘、人文决定论等诸多唯心意识。如吴文化优越论乃至吴人种族优越论曾一度盛嚣于网络，尽管这不是政府及民间主流团体的主观意愿，但文化来自民间，文化宣传的影响也潜移默化在民间得以反映。这些该引起实施大运河文化战略相关部门必要的重视与努力。
3、大运河文化概念滥用下的泛文化陷阱。
“文化”概念，至今无明确权威阐述，这是“文化”这一名词的复杂所在，客观承认，用语言文字无法准确全部地解释“文化”的内涵，只能无限接近之。对“文化”的滥用所导致的泛文化危机在大运河文化范畴中也日益嚣张。文化的泛与非泛，其牵涉的理论问题很广，难以准确把握，限于时代局限性，也无法完全把握这种分野。但作为政府决策与宣传部门，则有必要与义务就宣传领域对此进行限制。笔者不成熟地忖度，当今阶段，能够冠之以“文化”后缀的主体必须具备以下基本要素：有向上的精神与物质的内涵。这对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宣传也同样适用。大运河文化存在着品位不同的文化内容，扬州文化中的八怪、扬州学派、广陵琴派等所代表的高雅文化与三把刀、瘦马所代表的民间文化内容有品位之分。这种文化内容的品位之分与文化的滥用应严格区分。以扬州沐浴文化为例，其附带有足艺、美食等诸多形式，从而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扬州休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休闲文化的背影下也隐藏着一些消极的伪文化内容。泛文化危机对大运河文化战略的负面影响主要为：大运河文化的精神实质被模糊，大运河文化核心竞争力的下降等。在推进大运河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去除大运河文化的伪文化成分，也是相关部门的责任。
（二）扬州与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导向
针对大运河文化传播的三个主要危机，笔者以为扬州与大运河文化传播应坚持以下三个导向：
1、坚持客观与务实的大运河文化传播研究的导向。
大运河文化传播研究具有其他学术研究所不同的与现实社会联系的紧密性，这种趋势是学术研究的进步，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但是学术研究必须保持独立客观，不应因急功近利的现实需要而任意取舍。凡是牵涉到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基础研究，都须以考古与史学界的公认成果为依据。马克波罗是否在扬州当过官、扬州与南京的茉莉花之争等问题都是学术研究客观性的体现，对权威的怀疑与学术上的争论绝不可以以应用价值的判断加以解决。只有客观的大运河文化传播研究观，才能保证研究的真实与可靠。此外，务实也是大运河文化传播研究的必要原则。泛文化危机提醒我们在大运河文化研究中不能将文化传播的外延无限扩大，大运河文化考古工作是基础性的，而解读与诠释大运河文化的精髓同样是基础工作，也是大运河文化传播研究的主体。类似厕所文化、赌博文化之类的伪文化，在大运河文化传播研究中应一概清除，只有务实的研究观，才能保证研究的非庸俗化。目前学界对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拔高倾向，如淮扬盐商群体的品质被过度拔高，相当多研究者漠视该群体对淮扬文化带来的保守、奢侈等负面影响，这些都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大运河文化传播研究是该注重挖掘大运河文化的优秀内涵，但是故乡情的情愫过于兴奋了研究者的神经，对客观研究不利。
2、坚持准确与丰富的大运河文化传播宣传的导向。
各级政府的决策与宣传部门对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宣传负有重大的责任，应确立准确与丰富的大运河文化传播宣传观。尊重学术界研究成果，不以主观好恶判定大运河文化的内容与改变其实质，这是对政府宣传准确方面的要求。学术研究的局限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时候的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最完整地表述出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全部。但相对于民间而言，学术界的研究无疑拥有相对准确的学术高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一致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现实中，这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想。同时，鉴于宣传需要的特殊性，政府宣传部门应在尊重大运河文化传播实际的前提下，跳出考古、博物馆、历史等学术的圈子，丰富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文化扬州”的打造可以是传播大运河文化的中长期目标，“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可以是传播大运河文化的很好的载体。然努力无止境，以节庆或固定景点带动大运河文化的传播应是起步阶段，还有更多的平台可供利用。
3、坚持提炼与升华的大运河文化传播解读的导向。
如果说大运河文化研究观与宣传观分别是对学术界与政界提出的要求，那么提炼与升华的大运河文化解读观则是对两者的共同要求。首先，要避免大运河文化的庸俗化。我们要珍惜与尊重大运河文化由来不易与其称谓形成的历史，不可以将其作为标签一样，随意摆设。其次，要避免大运河文化沙文意识的形成。在大运河文化沙文意识的出现与形成中，学术界与政界负有相当责任。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这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再次，要避免大运河文化出传播的行政命令化。当前，各城市为了城市现实需要，往往为城市文化炮制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内容与“帽子”，如重庆刚刚打出“中国第一江城”称号后，立刻引起了武汉、南京等地学者的非议。从学术的角度，如果不是已经得到公认的大运河文化内容，则政府的决策与宣传者该尽量谨慎使用。对于这个问题，扬州与淮安同享淮扬菜之乡的共赢之路可为宝贵资鉴。笔者相信，我们的政府决策者有这样的大智慧，使城市与城市间的大运河文化口水仗得以结束，在对大运河文化的传播中走出共赢的道路。
（三）扬州与大运河文化传播的新时代内涵要求
如今，大运河的运输功能没有消失，虽然已经不能全年通航，但其中全年通航里程还有800多公里，季节性通航里程1100多公里。此外，大运河还承担着水利、生态等功能。虽然大运河文化传播的传统途径已然式微，但大运河沿线的有形的文化形式，如河道、水利工程、沿岸城镇文化遗产等仍旧在发挥着文化传播的作用。在互联网、高速铁路等现代信息、物流网络的覆盖下，包括扬州在内的大运河流域城市已经不再以大运河作为主要的文化传播途径。扬州已经建构或即将建构起包括互联网、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港口等现代物流载体在内的文化交流体系，成为大运河文化传播的新时代载体。
1、彰显主体自觉：对大运河文化样态与精神品质的深刻挖掘
大运河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物质精神财富综合体，在对其进行传播内容的选择操作时，大多宽泛而不明确。而夸大大运河文化的传播内容又容易导致大运河文化沙文主义的倾向。加之大运河文化本身并非全盘先进，即以为淮扬文化贡献巨大的两淮盐商，其生活享乐与利益获取模式乃至末期的投资理念都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大运河文化内容都代表着或不可能永远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需要我们在传播大运河文化时，从庞杂的文化内容中总结出其中可供今人资鉴的先进因素。而对于进行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城市而言，这种先进因素的总和即为城市精神。城市精神与大运河文化的区分，不是要取代大运河文化的宣传，只是应突出城市精神的重要意义。“大运河文化中地方服从中央、举国一体、创新文化等精神需要弘扬和提升，而其中腐败、奢靡和秘密会社性质的糟粕应当坚决抛弃。”[1]扬州文化传播的现代内涵绝不是简单的复古、传旧，而是根据扬州的城市实际，挖掘出其中的文化内涵，将大运河文化的精髓与现代社会的需要相结合，塑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并具有扬州特色的城市文化样态。
文化可以有暂时的低潮，但只要城市精神不消亡，城市文化就有复兴的希望。大运河流域内的苏州、常州、扬州、淮安等市，在历史长河中都曾数度辉煌。而每一次的辉煌，都为大运河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从概念上说，将清代扬州的第三次崛起归功于唐代的扬州文化无疑是荒谬的，只能说，汉唐以来形成的扬州城市精神引领了这座城市的再度复兴。当前，大运河流域的城市都处于历史的上升期。经济带动文化的发展，大运河文化也处于历史的恢复与发展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对城市精神品质的挖掘。社会与城市的进步不可能永远是高速度的，也可能面临暂时的挫折与倒退，只有当城市精神的先进理念深入城市多数成员的内心，即使这个城市暂时遇到发展的困境，都会有奋起的希望。大运河文化区域内的城市处于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决策者应高度重视城市精神的重要意义，体现出对大运河文化精神品质挖掘中的主体自觉性。
2、凸显现代内涵：对扬州文化的扬弃
江泽民同志曾对家乡扬州寄予“建设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的名城”希望，实际上这一希望蕴涵着对大运河文化现代化的要求。
面临现代化进程的挑战，扬州文化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一样，将要进行或已经进行着一场对自身传统的扬弃运动。这场运动实质就是消除扬州文化中对现代化的阻滞部分，赋予文化以新的内涵和形式，保持其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
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及发达的商业消闲氛围，是扬州文化得以形成的两大主要因素，但这两大因素也为扬州文化先天的不足留下了伏笔。南北交融的文化传统和优越的地理环境制造了中庸的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扬州的市民社会，极易形成危害社会发展的惰性。如果说，在封建社会，由于社会发展的缓慢及扬州城的地位等因素，这种惰性尚不对扬州发展造成太大的威胁，如今则有所端倪。传统的扬州人过于注重生活的悠闲与精致，注重于维护旧有的传统，这是扬州文化扬弃过程中最应该批判的内容。扬州文化要对扬州现代化有更大的历史推动，要通过文化的扬弃来改变扬州人的陈旧思想。扬州的决策与建设者要深入把握大运河文化在扬州河段上已经沉淀的文化样态和精神品质，与当下的现实文化构成深度对话。
大运河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大课题，也是大运河文化必经的过程。大运河文化不是停滞的，是在不断竞争中发展的，吃老本的大运河文化理念是必然要被淘汰的。数千年的大运河传播历史赋予扬州文化丰富的内容，但这绝不是我们故步自封的资本。现代化大潮下的大运河文化舞台，正百花争芳，一些没有多少文化底蕴的城市，也在朔造着自己崭新的城市乃至大运河文化。前不久，深圳入选中国文化特色城市，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扬州文化无论是在大运河文化产业现代化的提升，还是在区域现代文化的创造上，都有一定的成绩。当代扬州的旅游、烹饪、艺术、文学、历史学、哲学、科学等领域，也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与历史时期的扬州文化的地位相比较，目前扬州文化的总体新成就尚与人们的期望，与社会进步发展的要求，有一定差距。这与当今世界文化交流的频繁与交融的复杂有关系，但也不能不说这不是扬州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理想目标之一。
3、体现传播价值：期待扬州现代文创产业的崛起
文化传播能够创造价值，大运河文化的传播肯定可以为大运河流域城市带来深厚的价值回报和可持续的发展。作为当代产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文创产业虽属第三产业，但又依托第一、二产业，具有极大的经济潜力。国际大量游资不是流入第一、二产业中，而是流入旅游、娱乐、服务、艺术、科教等领域。但在现代化发展战略规划中，现实的社会背景要求这种文化传播的价值创造不是自在自发自为的，而应该是在系统化的发展框架下将文化传播的价值创造提高到关系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战略角度来考虑，从而就提出了城市文化的产业化问题。如何在大运河文化传播的背景下将扬州文化进行产业化运作是目前扬州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性问题之一。客观分析，扬州文化的产业化有着自己先天的比较优势，也有不可否认的不足之处。
扬州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它具有文化体系形成期长、体系内部构成复杂、文化内涵深刻、文化品位高等特点。扬州文化体系形成期长从而使得扬州文化具备长久的传统积淀，为扬州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比较深远的品牌效应。扬州文化内部构成的复杂使得扬州文化的产业化操作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从“八怪”的书画艺术到漆器、玉器，从“烟花三月”品牌到“好一朵茉莉花”，从“富春包子”到“扬州炒饭”、“三把刀”，几乎可以遍地开花，各成规模。扬州文化的内涵深刻和高品位，使得扬州文化走产业化道路的同时避免流于俗套，不失高雅本质，而且特色鲜明。然而扬州文化的这些优势在产业化同时也伴生着潜在的不利因素。文化的形成期长使得扬州大多数文化传统工艺、技艺难以产业化经营。体系内部的构成复杂容易导致产业化过程中顾此失彼，没有重点，无法形成凝聚性的大品牌效应。内涵深和品位高的扬州文化极易高山流水，曲高和寡，市场难以拓展。近几年，扬州文化的产业化道路在艰难中起步，“扬州包子”已经打入了世界市场，“扬州炒饭”标准的制定开了国家的先河，“淮扬菜之乡”的称号、沫浴业的发展将“三把刀”的传统工艺发扬广大，玉器、漆器、木偶、扬剧等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开发，但离形成高层次上的扬州文化大品牌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不管怎么看，扬州文化的产业化道路是一定要走下去的，这是扬州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被赋予的历史使命。扬州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客观要求扬州文化的产业化道路的多样性，也客观上预示着扬州文化的产业化道路将面临一个长期、艰巨的探索过程。扬州文化的产业化改革是综合性的，是涉及扬州文化整个体系的现代化市场革命。
千年来，扬州与大运河文化传播有着不解的缘分，城市与大运河皆沐浴着文化之光。续写好这份前年之缘，让城市文化之光永远闪亮，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刘怀玉：《京杭大运河扬州段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3期。
[2]光晓霞：《扬州城址与大运河的关系》，《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3期。
[3]刘明洋、王景强：《文化对外传播范式转换方向与路径》，《中国出版》2017年第18期。
[4]陈怡：《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认识与分析》，《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
[5]张前、苏泽宇：《共享与反馈：中华文化传播导引认同的关系范式》，《东岳论丛》2018年第2期。
[6]俞孔坚等：《京杭大运河的完全价值观》，《地理科学进展》2008年第2期。
[7]郝春林：《京杭大运河文化生命的延续》，《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
[8]谭徐明等：《京杭大运河遗产的特性与核心构成》，《水利学报》2009年第10期。
[9]田汉云：《清代学术主潮与大运河文化带》，《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6期。
朱季康(1979-),扬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学术文化史、中国教育史研究等方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