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扬州文化通过大运河传播的途径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ICOMOS文化线路宪章》提出：“文化线路是一条陆路、水路，或者其他形式的线路，……它必须产生于并反映了重要历史时期中的人类交互式迁徙（movements），以及在人、国家、地区或洲际之间发生的多维度的、持续的、相互作用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观上的交换；且在时间和空间上促进了一种受影响的文化间的杂交与融合。”扬州文化通过大运河传播的途径主要有进贡与外事交流、教育活动、商业贸易、传教活动、人口迁徙及特定群体流动等。在这些传播途径中，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文化地位、文化身份，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的流动中，沿着大运河，不断的与外界进行文化信息的交换，而将扬州文化向外传播。这是一个有形与无形相结合的，历史的动态多元的传播途径综合作用的过程。

（一）进贡与外事交流

在中国的外事交流史中，扬州、大运河都是其中的高频词汇。扬州的文化作品常被选为贡品而向朝廷进献，也常作为礼品被赠于异域他邦。在外事交流中，外国使节、游客等都经常沿着运河来往扬州与南北各方。如阿倍仲麻吕埋骨华夏，崔致远作幕淮南，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旅居中国，古苏禄国东王率团赴京，都经由运河与扬州结缘。唐宋年间，波斯派遣官方使团来华86次，一般都由广州入境，辗转来到扬州后，再经大运河北上。日本遣唐使经过扬州9次，由运河前往长安。可见，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与运河、扬州发生着联系。扬州作为这些外国使节、游客的重要停驻之城，对其文化传播有必然的推动。

（二）文教活动

    大运河开通后，扬州文教事业渐趋发达，名家大师往来频繁。隋代，扬州私学教育名家众多。如扬州人曹宪在隋时已经在家乡聚徒讲学，“诸生数百人”[1]。居于扬州的王播，与弟弟王炎、王起都先后中进士第。也有扬州籍学者赴外地求学。朱昼千里访师，传为佳话。“曾不远千里而访之，不厌勤苦。”[2]更多的则是外地学者慕扬州教育之名，来到扬州。如卢照邻曾到扬州与涟水向曹宪、王义方求学。《文选》学的诞生、发展即与扬州私学教育息息相关。宋元明时期，扬州府学中涌现了一批名师。元代，张须至扬州教学，“其在维扬，来学者尤众。”[3]清代，扬州书院于学术研究方面蔚为大观，奠定了全国文化重镇的地位。扬州也成为学术名家聚集的文化名城。“延师授业，远近来学者雍雍济济。”[4]大批文化教育人才在扬州的聚散，几乎都沿着大运河而进行。可以说，大运河为扬州城的文教昌盛提供了助飞器。

（三）商业贸易

大运河所提供的商业贸易是扬州文化传播的一个途径。从汉代开始，包括扬州在内的各个大运河的沿岸主要城市便成为商业贸易的重要口岸，也是海内外商帮汇聚的主要城市。《通典》云：“交、广、荆、益、扬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阿拉伯、波斯商人从广州、泉州靠岸，逐渐集于扬州，并沿大运河将商品销往中东、欧洲。唐宋，日本、新罗、百济及古婆（越南）、狮子（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的商船也云集扬州，从这里穿行亚洲各地。他们不但输出扬州的文化产品，还被扬州文化所吸引，如大批阿拉伯、波斯商人就定居于扬州。杜甫诗云：“商胡离别下扬州”。据《新唐书》记载，居住在扬州的阿拉伯、波斯、犹太商人至少有数千人，甚至建有“波斯邸”这样的异族聚居区。徽商、晋商等群体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纷纷侨寓、定居扬州。如此大规模海内外商人来到、定居扬州，没有大运河，是难以想象的。

（四）传教活动

海内外的宗教人士沿着大运河的传教活动，既是各种宗教文化进入扬州，也是扬州文化通过大运河向外传播的途径之一。

比如佛教，唐代，鉴真东渡日本，传法十年，成日本律宗之祖。其随者法进、思托、如宝等僧人，都对于日本佛教发展有影响。来扬的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常晓、园行等都潜心研究扬州佛教及世俗文化。日本圆仁法师随遣唐使赴中国求法，就曾沿大运河至扬州停留，对扬州文化尤其关注。常晓在扬州栖灵寺受金刚灌顶、太平密法，在扬州华林寺三论宗义。园仁、常晓、园行三人回日本后，成为日本佛教史上“入唐八家”的人物。明代扬州天宁寺大和尚道彝曾为僧纲司都纲，后出使日本，终于日本。再如天主教，元代，其在中国的传播路线除了由北京出居庸关至西域一线外，还有一条即是“由北京运河南下”[5]。当时欧洲人往返中欧，必由此二道之一。扬州建有圣方济各会教堂，是欧洲人较为集中的中国城市。明末清初间，因为封禁天主教，教会神职人员只能在大运河等河道中潜伏传教。鸦片战争后，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活动也是主要沿着大运河一线进行。伊斯兰教的阿訇们也是沿着运河传教，唐代，伊斯兰教就传入扬州。南宋咸淳年间，穆罕默德第十六世裔孙普哈丁沿着运河传播教义，在扬生活、传教十年之久，其逝世时即在山东回扬州的运河之船上。其在扬建立仙鹤寺，身后葬于扬州运河边，此后来扬传教的米里哈只、马哈谟德、殿马陆丁、法纳等传教士都葬于该墓园内。

（五）人口迁徙与特定群体的流动

古代人口迁徙多由于城市发展、战争动乱及灾荒等因，对文化传播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在中国古代历次动乱中，大量北方人口沿大运河南下，目的地一般是江南及福建、两广等地，亦有远至亚欧非等洲的。而一些特定的群体沿着大运河的流动，为扬州文化的传播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著名者如：唐宋元官宦雅客群体：唐宋元时期，大批官宦雅客通过大运河汇聚于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城市——扬州。王禹偁、晏殊、欧阳修、苏轼、秦观都在大运河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骆宾王、王昌龄、孟浩然、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张祜、李商隐、张若虚、杜牧、温庭筠、皮日休、罗隐等都曾来到扬州。他们与扬州籍艺术家上官仪、上官婉儿、李善、李邕、张若虚等，共同构建了唐代文化艺术的大厦。元代诗人萨都剌、散曲作家睢景等也沿着运河，为扬州这座城市增添了文化故事。明清艺术群体：大运河沿线的众多城镇是中国各个戏班“跑码头”的场所，扬州是其中的佼佼者。清代里下河徽班就以扬州为中心，沿着大运河展开活动。同治时期，扬州周边的徽班就沿着大运河前往苏南、浙江等地演出。乾隆第五次南巡后，在扬州的各地戏班结伴沿大运河北上晋京。在运河边的各个城镇，他们进行了一年的演出，展开了一场文化之旅，最终到达北京。在此过程中，各个剧种不断借鉴、交融，最终形成了集昆腔、吹腔、拨子、罗罗等声腔于一体的新剧种京剧。而以郑燮、金农、汪士慎等为代表的“扬州八怪”，是在行为、艺术方面独树一帜的画家群体，也与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盐帮漕工群体：盐帮漕工常年在大运河沿线工作、生活，由他们所主导衍生出的青帮等各种秘密会社一直以大运河作为主要活动区域，并将扬州的大众文化内容传播开来。

五、扬州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的价值

扬州城市文化提升了大运河文化的竞争力。扬州文化是借助大运河，将北方政治强势文化和南方本土文化结合的产物。扬州文化具有轻灵婉约、笃实宏通、庄严博大、厚重朴实等特点，是在文学创作、艺术建树、工艺制作、学术研究、文物积累、典籍流传诸方面都蔚为大观、自成体系的文化流派，其影响稳定波及扬州所属各县市及大运河流域其他城市。甚至于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还波及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是东亚文明的中心文化之一。启功曾说：“扬州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清代文化的最重要部分。”现代学者曹聚仁曾评价：“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一千五百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6]可以说，扬州文化在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派别之一，在清中期时则是中国文化的支柱。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扬州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其开放度、自由度、文明度、地域优势度、先进度和持续度上。
    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体现了扬州文化的开放度。扬州地处中国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大运河穿城而过，兼有南北文化融汇贯通的特点。这种特点使扬州作为中国南北文化和东西文化交汇的一个坐标点，也使扬州文化呈现出高度开放的显著特点。处于楚尾吴头的扬州，擅舟楫之便，得人文之胜，一直为中华文化的渊蔽之区，固然有其历史地理因素的影响，而更主要的实在于扬州文化的开放传统导致。扬州文化在不断吸收中孕育成长，也在高度发达中继续开放。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扬州）服食、器用、园亭、燕乐同于王者，传之京师及四方，成为风俗。”[7]说扬州文化萃东南丝毫不为过。

扬州文化是具有高度自由度的文化，自由随和、不拘礼数是扬州文化的又一特征。在全国大一统的封建封闭环境下，扬州由于其文化的开放性、地理的非中心性，加之重文重商的民气，构成了独立的自由文化空间，大批文人学者在这片土壤上得以找到自己的天地。扬州文化代表着中国封建文化的商贸、自由、安逸的一面，代表着不同于正统封建专制文化的另一面。其自由度是通过诸多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学术流派、艺术大家得以表现的。唐代扬州文学研究、五代与宋扬州文字学研究、元代扬州戏曲发展、明代扬州儒学研究都闻名于世，清代扬州学派则更是将扬州学术界的地位推向了极致。自由的文化氛围才创造了如此令人眩目的成就。扬州文化的自由度也体现在扬州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唐代，扬州最先打破了封闭的坊市制度，形成了开放的街巷布局。扬州的青楼文化是扬州地区这种自由发展的一种非主流极端，“当年人未识干戈，处处青楼夜夜歌”（韦庄《过扬州》）。扬州的青楼文化和养“瘦马”风气正是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下才得以存在的。

文商并重、崇教重贤一直是扬州文化文明度的优秀精髓之一。扬州几度兴衰，其盛时皆缘于商业，而商业的发达并没有带来文化的颓废与教育的弱化，相反，扬州城的商业氛围却造就了一个绵延发展2500年之久直到今天依然文教昌盛、名人辈出的文化区域。扬州文化由商业中走来，在丰厚的物质基础上创造了更加丰厚的精神财富，带有很强的文商并重的特点。扬州的商人都好文，“扬郡……拥巨金者，每好延接知名士，博爱之名。”[8]甚至许多商人本身就是读书人从商的，如清人黄惟文“从贾维扬，孺人总家政。”[9]扬州商人群体的崇文推动了扬州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读书、藏书与刻书的风气皆在全国名列前矛。始于宋代的扬州书院，绵延至明代，先后有安定、资政、维扬、五贤、甘泉书院等。清代则有梅花、广陵、虹桥、敬亭等书院。清代前期，扬州的马氏兄弟藏书楼“丛书楼”为全国4大藏书楼之1。而扬州的书店除集中于教场一带外，遍布全城。经济的发达繁荣，吸引了文人学者的荟萃。扬州文化也正是由此才得以长青。
    扬州不仅人杰，而且地灵，扬州文化贯通南秀北雄、享有优越地理，是有着高度地域优越度的文化。扬州由于地处南北要冲，其文化的发轫也自然而然具有南秀北雄、兼收并蓄的地域优势度。综观整个中国古代，南北的货物交流大多是通过扬州而中转。自扬州入江，东连大海，可通日本；溯江西上，至九江而南，可达南昌；沿赣江、北江转向交州、广州，可远航东南亚、东亚各国；自九江向西，经鄂州（今武昌）西通巴蜀。货物流、信息流、人流的中转带来文化的交流。“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
    变革时新、与时俱进的先进度是扬州文化的实质之一。扬州人民是勤劳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上，扬州文化不仅仅代表着文化的辉煌，也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扬州是一个商业消费性城市，但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累累功劳簿上，承载这份繁华背后的却是敢为全国先的生产力。扬州所处的淮南平原，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扬州的手工业产品更是天下闻名，如玉器、漆器、铜镜、造船业、木具、冶炼业、纺织业等皆为全国之首。扬州农业、手工业的发达与扬州人民采用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当时最先进的有密切关系。如唐代时，牛耕是在淮南地区最先普遍采用的，辘轳和翻车也广泛的运用，并在耕作上普遍实行水稻秧苗移植技术和双季稻生产技术。还率先采用了水密舱的造船技术、金银平脱的造镜技术等。扬州手工业的发达与竞争的激烈，推动扬州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涌现出新兴的生产部门，如甘蔗制糖、雕版印刷的推广、完善、发展等。文化反映生产力的要求，是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的体现，先进的生产力也创造了先进的扬州文化。
    扬州文化是保持传统，平衡生态的可持续性文化。淮扬美食、小调、评书、盆景、三把刀、清曲、雕版印刷、扬剧、园林、玉器、漆器、玩具、扬州木偶剧……这一大串争奇斗艳的传统文化奇葩，是扬州文化的精髓之所在，也是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永远的魅力所在。扬州的祖先2500年所创造的这些文化成果，被一代代扬州人谨慎的传承下来，赋予了扬州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扬州文化还是注重生态的文化，生活在这座城市先人很有智慧，他们沟通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使得城市与自然和谐的发展，即使经过了那么多的天灾人祸，他们依然为我们留下了一座美丽的城市。扬州的美丽是天下无双的，“浅深红树见扬州”（李绅《宿扬州》）。绿杨城郭是扬州，琼花和芍药更是成了扬州的化身。扬州2500年建城史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各类文物以及历史积淀的文化精神，犹如构写了一部文化通史，这种文化的可持续度是十分明显的。

六、大运河文化传播对扬州的影响

（一）大运河文化传播对扬州城市社会经济的影响

扬州城的发展与大运河紧密相关，其城市存在方式、运行机制随着大运河的功能变化而不断调整。唐代扬州始建罗城，就是顺应城市向运河发展之势。罗城内修有运河支流，便利居民与运河的联系。宋元明清，运河的交通商贸文化交流功能愈发凸显，扬州城市发展不断向运河靠近，滨河区域逐渐成熟，形成了钞关至东关街的沿运河居住区、埂子街至彩衣街的商贸区、旧城文化教育区等不同性质的城市功能区，最终城市完全脱离蜀冈区域。扬州城越来越靠近运河，不独为享受运河带来的交通便利，更是为享受运河所带来的商业繁荣。大运河使扬州成为商品的集散中心，伴随商贸活动而来的人流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与文化娱乐业的发展，推动扬州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根据《新唐书·五行志》的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扬州有户数7万，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时人称“扬府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四十里”，为“四汇五达之衢”[10]、“东南一大都会”[11]，有“扬一益二”之誉。大运河对于南北生产技术文化的沟通也直接促进了扬州城市生产技术文化的发展。

大运河是促进扬州运河城镇集群发展的源泉，塑造了扬州的城镇集群体系。大运河改变了扬州城的发展格局，也改变了扬城周边的地理环境，对运河沿线的城镇集群的发展有直接作用。“新城东南片则为手工业生产区、经销区；旧城西北郊的蜀冈-瘦西湖是风景游览区。在城市的近郊又有柴市、米市、鱼市、菜市、花市；远郊有仙女庙、邵伯、真州等与市区相辅相成。”[12]运河沿岸周围，大量的集镇蓬勃的发展起来，形成了以扬州为中心的复杂的城市体系。如仙女庙、宝应、界首、邵伯、瓜洲、湾头等都因为大运河元素而得以兴旺。大运河对这些集镇的历史影响与文化积淀至今都有脉络可寻。

（二）大运河文化传播对扬州市民群体精神生活与城市精神的影响

大运河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区域与经济文化中心区域紧密联系，形成了一条带状的文化发展区域，这个区域内的重点中心城市的市民文化水平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城市经济的支撑下，扬城市民有着较一般城市市民更高的文化教育水准与文化生活要求。如现代作家郁达夫所说：“（扬州）既有了有产及有势的阶级，则依附这阶级而生存的奴隶阶级，自然也不得不产生。……所谓春风十里扬州路者, 盖指此。有了有钱的老爷，和美貌的名娼，则饮食起居（园亭），衣饰犬马，名歌艳曲，才士雅人（帮闲食客），自然不得不随之而俱兴，所以要腰缠十万贯，才能逛扬州，以此。”[13]

大运河文化蕴含着一定价值的精神文明，这种精神文明的力量一直影响着扬州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塑造了扬州的城市精神。无论是唐诗宋诗中的意向精神，还是“扬州八怪”的铮铮风骨，都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七、扬州与大运河文化传播研究的当今启示

中国文化是唯一有着数千年传统的文化，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包袱。近代以来，处于重构危机中的中国文化一直在不断的整合。文化具有一种连续不断的否定、蜕变和扬弃的过程，我们依然相信她有能力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取向、精神寄托等一系列难题。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指出，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她的根基依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旧唐书》卷189上《曹宪传》。

[2] 《唐才子传》卷5。

[3] 《元史·张须传》。

[4]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高斌重建书院碑记》。

[5]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6] 曹聚仁：《万里行记》，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8页。 

[7] 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卷五。

[8] 《虞初广志》卷三。

[9] 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末《隐南公配宋氏传》。

[10] 《嘉庆扬州志》序。

[11] 康熙《扬州府志》原序。

[12] 光晓霞：《扬州城址与大运河的关系》，《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3期，第115页。

[13] 郁达夫：《扬州旧梦寄语堂》，《郁达夫游记》，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