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之光的千年璀璨：扬州与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朱季康

摘  要：在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宏流中，有着其特殊的政治、经济、人文生态背景。扬州与大运河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有着各自的价值。大运河对于大运河文化传播的载体与空间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而扬州城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的城市价值也十分醒目。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内容主要涉及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及外部表现等方面。扬州文化通过大运河传播具有一定的价值特性。扬州文化通过大运河传播的途径主要有进贡与外事交流、教育活动、商业贸易、传教活动、人口迁徙及特定群体流动等。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扬州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其开放度、自由度、文明度、地域优势度、先进度和持续度上。大运河文化对扬州沿运河的城镇体系及城市精神都有重大影响。针对大运河文化传播的三个主要危机，笔者以为扬州与大运河文化传播应坚持坚持客观与务实的大运河文化传播研究的导向；坚持准确与丰富的大运河文化传播宣传的导向；坚持提炼与升华的大运河文化传播解读的导向。扬州与大运河文化传播的新时代内涵要求对大运河文化样态与精神品质的深刻挖掘；实现对扬州文化的扬弃；期待扬州现代文创产业的崛起。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扬州；传播

大运河文化是指与大运河紧密联系而产生、发展、流行与传承的各类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扬州伴随大运河的诞生而成长，是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大运河是扬城之根、扬城之魂。扬州文化本身即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时间与空间上与大运河文明高度融合的文化产物。传播是人们借助符号系统所进行的意图表达、信息传递和价值共享。而文化传播是文化主体与外在意识同步的过程，也是文化的一种认同、反思与确证的过程。大运河文化的传播是一种综合性文化内涵的传播，不仅仅局限于“日用”层面，也涉及政治、经济、艺术等诸多层面。扬州在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历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扬州城既是大运河文化产生的重要区域，也是大运河文化流衍、交融的重要区域，是大运河文化传播历史中的重要城市。

一、扬州与大运河文化传播的背景

（一）大河文化传播的宏伟潮流

习近平指出：“两千多年中西交往历史证明了——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1]大江大河历来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作为世界著名的大河之一，具有大河文化的共性，但也接受着人工工程对其文化成长的特殊影响。大运河文化更多的是在人类政治、社会、经济影响下生长起来，联系着国都与重要的东部城市，是传承中华文脉的交通线，直接影响到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大运河起着沟通“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桥梁作用，将远至中东、近及日韩的文明与东方传统文明联系起来。无论是阿拉伯、伊朗、印度的胡商，还是日本的遣唐使、西方的传教士，大运河的千年流沙都记载着他们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所作的贡献。

（二）大运河文化传播的政治背景

大运河首先是一个政治遗产。无论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还是隋代以洛阳为中心，建设由通济渠、永济渠、山阳渎、江南河组成的南北大运河，以及元代对北线运河的建设，这三个阶段的建设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除了对大运河沿线闸道进行建设管理，历代政府都设有专门的漕运管理部门及专门的军事力量，以控制运河命脉。京杭大运河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漕运，漕运是为了维持北方都城和北方区域的粮食供应，保障国家的统一，是历代统治者不惜将巨大人力物力营造大运河的主因。大运河打破了中国东西向水系所造成的南北区域割裂格局，强化了中央政府政治力的贯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大运河保证漕运，北京就不可能成为元、明、清三朝的首都；没有大运河，元、明、清的统一就无法维持和巩固。”[2]清末海运兴起后，漕运方废。这些专门官职与漕运管理都显示了政府对大运河的直接控制，使大运河文化受到很多政治因素的干扰。

（三）大运河文化传播的经济背景

大运河的开通形成了特殊的经济交流格局。大运河开凿前，中国经济的重心是沿着黄河呈东西走向。大运河建设后，中国经济交流的重心走向由东北改为南北走向，并使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偏移。这种经济交流的格局从唐宋一直延续至晚清，也为大运河文化的传播创造了特殊的经济背景。大运河流域城市多因大运河而繁荣，如历史上，大运河对于扬州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仅依靠漕运盐运，扬州就成为了漕船制造、漕粮储备、淮北盐集散的中心。即在扬州周边地区，也因大运河而有了蓬勃动力。如仪征港的繁荣与晚清十二圩的崛起，都与此有关。大运河流域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自然与大运河文化产生了联系。

（四）大运河文化传播的人文生态背景

大运河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其所依托流域的人文生态背景。“大运河文化不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因为它有比地域文化更复杂得多的人文因素。”[3]大运河文化的产生具有多元一体的性质，还充满着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带来的流动性、创新性及活力性。大运河的开通还使其流域内的各个区域文化纷纷出现多元、混杂、交融的趋势。在这种流动、开放的空间环境下，大运河流域所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儒、道等学说及各个区域文化接受着大运河的滋养，维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二、扬州与大运河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的各自价值

    扬州与大运河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有着各自的价值。大运河对于大运河文化传播的载体与空间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而扬州城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的城市价值也十分醒目。

（一）大运河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的载体价值

大运河具有物资流动的载体价值，传播着物质文化。大运河将华北、江南、关中、边疆等地区通过运河网络联系在一起，成为古代中国物资流动最重要的人工航道。仅以扬州为例，大量物资集中于扬州，再通达全国。物资的传播同时带来了物质文化的传播。以先进技术为代表的北方物质文化正是由大运河南下传播的。南方丝织工艺、造船工艺等物质文化也因大运河而北上传播。

大运河具有信息流动的载体价值，传播着精神文化。在北方文化占强势地位的时期，其精神文化随典籍南传而南下。南方文化崛起后，承载着南方精神文化的作品也由大运河北上。这种精神文化的载体价值不但体现在本土学说的流传历史上，还体现在外国宗教精神文化进入中国的历程中。如明清时期，外国人进京多由南方经大运河北上。

大运河具有人群流动的载体价值，实现了文化群体的直接交流。大运河长期处于古代中国的核心区域，较之其他交通要道，更加安全、快捷、通畅，无论是商人，还是学者骚客，都将大运河作为出行的热门选择。历代帝王南巡也强化了这条线路的首位度。如唐代前期，所谓“长安南下几程途, 得到邗沟吊绿芜”即是描写的此路。[4]清人顾炎武曾记载扬州人群流动之盛况，云：“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描述的也是大运河的载体价值。

（二）大运河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的空间价值

首先，大运河流域的文化共生效应对于大运河文化传播有空间价值。“讲运河文化，就是讲这条运河所承载的文化，以及在这条运河沿线形成和长期存在的文化。”[5]运河文化基因的起源与繁衍是与大运河流域的空间环境紧密联系的。大运河流域的区域文化都在文化精神上有共同的渊源，具有某些一致性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的存在为大运河文化提供了传播上的便利。

其次，大运河流域的文化共享效应对于大运河文化传播有空间价值。大运河文化基因是在不断的突变与复制中的，但因其共生文化基因的影响，其沿线区域的任何文化发展都很快与流域内的其他区域文化实现联系，产生了空间上的共享效应。相对于大运河沿线区域外，其流域内的各个区域的人流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迅速而通畅的进行着流动循环。且这种文化信息的循环与交流，并非单向的，而是具有发散性的，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使大运河文化基因具有特殊的共享效应。也正是在这种共享效应的影响下，大运河沿线城市文化是与大运河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大运河流域的文化整体性对于大运河文化传播有空间价值。在大运河文化基因的共生、共享性基础上，大运河流域的各个区域文化虽各具特色，但相互关联，其文化基因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大运河流域内的各个区域文化做为单体文化自然的整合于大运河文化的整体之中。正是这些大运河流域的具有共同特质与价值的区域文化的整合，将大运河文化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以整体性的大运河文化来观察，在中国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过程中，基本是沿着大运河流域由大运河的西北向东南方向进行的。而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方面，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国际交流最持久的线路之一，也在整体上对于中国文化的输出做出了贡献。

（三）扬州城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的城市价值

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大运河的历史就是大运河流域城市的历史。大运河文化的传播史就是大运河流域城市文化的传播史。扬州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城市价值。扬州是大运河文化传播的重要发源地与重要目的地，是大运河文化精华的集中地。扬州市域内文化既借助大运河外播，也借助大运河而内引，双向性十分明显。这种扬州城市文化与大运河文化的互动性使得扬州城市文化与大运河文化不断交融，大运河文化的基因传播至扬州，在扬州得以再现与物化，不断丰富、升华，再传播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区域。

三、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内容与范围、特色

（一）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内容与范围

任何文化传播的核心都是其价值的传播。“在现实性上，共享型文化传播表征着一个社会文化元素、文化体系、文化价值的内部传承以及向其他社会群体的价值扩散、转移与互动。”[6]大运河文化传播的内容主要涉及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民间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历史文化等）、生产生活方式（节庆风俗、婚丧习俗、服饰餐饮、方言俚语、社会礼仪、商贾文化、交通文化及生产技术等）及外部表现（城市风貌、自然风光、建筑文化、水利工程等）等方面。这些文化内容有的是大运河文化中独特的文化内容，是具有大运河文化典型特征的主体内容。有的是依附于大运河文化的主体文化而存在的附和内容。有的是承载着大运河特定历史文化信息的内容，有的是经过了与大运河流域之外其他文化因素交融后的文化内容。

文化的传播虽然是由人所带动的，但其传播范围绝非人所能完全掌控的。扬州文化作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部分，其传播范围基本可以体现大运河文化的传播范围。历史来看，扬州古代文化通过大运河文化线路的直接传播范围主要是大运河沿线及北京、河北、安徽、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而扬州文化通过大运河而实现的间接传播范围超越了大运河流域，影响及于全国各地乃至东亚、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等地区，是具有世界性的传播范畴的文化传播行为。

（二）扬州文化通过大运河传播的特色

扬州文化通过大运河传播具有一定的价值特性。文化的传播取决于文化的价值特性，大运河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特性，如扬州城市品位在文化传播中就有特色的显示，赋予了扬州文化传播中的魅力。扬州文化通过大运河传播具有一定的动态性。文化传播载体的状态对于文化传播有着直接的影响。大运河水运功能的兴衰与大运河文化传播之间存在着联动的关系。扬州文化通过大运河传播具有一定的强势性。文化的发展是有差距的，大运河流域内外客观存在着区域文化发展阶段的差距。大运河文化传播的主流一般是优势区域文化的外播。如扬州古代文化作为一种优势文化，具有向弱势文化区域辐射与渗透的能力。扬州文化通过大运河传播具有一定的分层性。大运河文化的传播也分精英化传播与大众化传播，如扬州文化就有此区分，体现大运河文化的不同质量、风格与品位。有些文化内容兼容性强，在传播中能够得到很多地区的接纳，有的则适应面狭窄，难以传播。

[1] 《习近平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09/08/c_132701675.htm．

[2] 葛剑雄：《大运河历史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刍议》，《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27页。

[3] 马征：《从<金瓶梅>看大运河文化的特色与局限》，《社会科学辑刊》1922年第1期，第133页。

[4] 崔颢：《维阳送友还苏州》，《全唐诗》卷130。

[5] 葛剑雄：《大运河历史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刍议》，《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27页。

[6] 张前、苏泽宇：《共享与反馈：中华文化传播导引认同的关系范式》，《东岳论丛》2018年第2期，127页。